在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返回大使馆区时,目睹了大量车辆来往,他怀疑是否有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核查。翻译未能仔细检查请帖,而值班员误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当作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上署名为科威克。在匆忙中,周伯萍没有亲自查看请帖,当他们离开中国大使馆后,被引导进入了以色列的大使馆。翻译错误导致“这里”被误读为雅典。当时周伯萍既未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未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是科威特大臣,他匆忙握手并错过了注意到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此刻,《纽约时报》记者惊讶于中国大使前来祝贡,以色列国庆,他们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列?”由于“这里”被错误地理解为雅典,这一误会便产生。
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关于此事件的报道,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真相后,周伯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场国际外交上的巨大的失误,这不仅可能被用来离间中国与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紧密的关系,而且还可能成为“反华势力”的宣传工具。他立即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此次事件纯属工作疏忽,不影响中国对外政策。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荒唐而又严重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了外交界的一个丑闻,对我们影响非常坏。”他把这个事件称作是“特大的丑闻”。尽管如此,在关键时刻,由总理办公室起草的一份报告从初始版本中删除了描述这一失误的字眼,并改变了对这一错误认识的评价,使得周伯萍免受惩罚甚至因此获得调职晋升至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的大使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