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尔梅（1603年10月16日——1679年12月28日），明末诗文家，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汉族，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甲申、乙酉间，为史可法画策，史不能用。乃散财结客，奔走国事。清初剃发号蹈东和尚。诗有奇气，声调沉雄。有《白耷山人集》。

生平简介

阎尔梅作为一个反清复明的不屈士子，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为抗清斗争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到康熙十八年，他含恨而终时，亦不忘记告诫家人绝不能用满族的圆顶墓为之掩棺，而要以汉人明朝的方顶墓埋葬自己。

作为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位遗民”，阎尔梅的曲折人生经历绝对是一部小说题材，如果拍成电视连续剧，亦绝对是精彩绝伦的。且不说阎尔梅前半生的人生，就其21岁游学江南，结交夏允彝等仁人志士的举止，便可见出他的士子风骨来。

崇祯三年(1630年)26岁的阎尔梅举京兆试第二十四名。杨廷枢“特许其旷逸跌宕、有唾吐四海之气”。本来，他的仕途远大，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偏偏又诋毁大权在握的魏忠贤阉党之流，义无反顾地成为复社的骨干，那只有被逐出仕者行列的份了。

在大明帝国面临崩溃之际，阎尔梅在其家乡组织了7000人的抗清队伍，虽然阎尔梅白衣素冠拜见南明小朝廷的巡按王燮面陈抗清大计，想一展报国之一，却始终不被昏官所采纳。直到弘光元年(1645年)才接到史可法之聘，赴白洋河共商抗清大计。

历史往往是不能如人愿的，倘使史可法当时接受了阎尔梅的三条忠告：即首先安抚兴平伯旧部；再进攻占据军事重镇徐州；最后西征北进，控制鲁、豫，与徐州形成鼎足之势。

如果采纳这三条建议，恐怕苟延残喘的大明帝国或许会获得新的生机，历史也将会重新改写，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沉重悲剧历史一幕也就不会拉开。可历史偏偏会与人们开玩笑，它终以悲剧的帷幕送走了一个士子为之恸哭的时代。

尽管大明帝国对这些士子太薄，所欠的人情亦太多太多，然而，正直不阿的士子却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以十二分的关怀去呵护它。这就是士子的悲风，你说他愚忠也好，你说他迂腐也好，总之，这股凛然之气是不可泄的。

然而，能如阎尔梅这样痴心不改，历经数十年而终死不悔者却是极少的，除了顾炎武，恐怕士子行列中的半生漂泊者是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没有“祖国”，没有精神家园的流浪者，阎尔梅以其沉重的人生代价，书写了一代大明遗士的慷慨悲歌。

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大明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明朝故臣降的降、死的死、隐的隐。即使能够抵抗者，亦经不住历史时间的磨洗，渐渐消蚀了那份抵抗的性情，最终走向颓废遁世的道路。而阎尔梅却不同凡响，始终如一地反抗到底，可谓最后到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步，成为最后一个不识时务者。

如果说南明小朝廷刚刚崩溃之时，遗老故臣们趁兴凭一时的血勇之气参与抗清活动还不足为奇的话，那么，随着钱谦益，吴梅村、侯朝宗等名士的降清，晚明的知识分子思想便到了大崩溃的边缘，脱胎换骨的蜕变促使知识分子寻找新的仕途和新的思想定位。而作为坚守人格气节的阎尔梅、顾炎武们却决不肯举起思想的白幡，进行人格的自刎。

顺治四年，阎尔梅与山东榆园军合作，削发为僧，自诩“蹈东和尚”，以河南少林寺为联络点，开始云游四方，积极组织反清复明斗争，虽屡屡失败，亦百折不挠。

顺治九年，阎尔梅在再次失败被捕后，准备以死报国，因而他在面见总督沈文奎时“瞪目直上视，不拜”，可见他逼视汉奸走狗时的愤懑与轻藐，在他眼中，所有的投降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是不能与之比肩的。所以他可以慷慨吟诵：“忠孝平常事，捐躯亦等闲”的浩然之歌。

整整两年的牢狱生活，丝毫没有改变一个囚徒的信仰，谁能想象阎尔梅身陷囹圄时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呢？然而可以明证的是，阎尔梅反清复明的痴心不改，他所能思想的活力就在于此，他的精神支柱也在于此，因此顺治十一年，他成功地逃离了关押他整整两年的济南监狱，潜回了老家沛县。

次年，清军抄没了阎家，其妻妾双双，阎尔梅携幼子逃往河南，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八年的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