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晚明社会纵欲主义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时，我们需要回顾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尽管两者在规模、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差异，但它们都强调了尘世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追求现世生活享乐的积极态度。然而，文艺复兴还推崇理性和科学，认为知识是重要的，并且强调人的价值和主动能力，赞美人类力量和伟大，并认为人们可以创造一切。
相比之下，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对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这一观点忽略了责任感以及对自身价值追求，将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奉为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背道而驰。人是社会产品，其社会活动是实现价值、发展个性以及表现最根本的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生物本能被不断改造，从而带有特定的文化烙印。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情感和忧虑都是文化产物”，而伯纳德则指出“高等动物中尤其是在人类方面，本能即使不是消失，也是在退化”。因此，如果禁欲主义被视作人性的异化，那么晚明社会就成为了另一种人性的扭曲，而非张扬。此外，这也表明晚明社会对于自我审视仅限于自我意识觉醒，没有达到主体意识层次。
任何一种倡导，都紧密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连，是倡导者对现实思考和把握的一种结果。后者的代表人物面临的是一个充满个人欲望的人际关系环境，与往昔截然不同。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刻的一群官僚阶层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即便开口闭口仍讲大谈封建伦理道德，他们实际行动却与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相违背。
商品经济冲击导致统治阶级自身践踏并背叛传统道德，使得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危机。而王守仁所提出的良知学试图重新建立封建道德权威，但他的目的不外乎“灭人欲存天理”。虽然他将心提升至本体地位，从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这使整个社团转向内心关注，对尘世中人的内心进行关注。这后来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为晚明时代提供了新的思想基础。
李贽首先揭开了这一时代的大旗，他走在前边，最激烈也最尖锐，其激烈程度让他陷入似乎无法共存的情境。但他的目的是要改变压制人性的传统道德规范，为人性的需求争取合法立场。他认为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并不需要别人才会去做，而考察历史结果又使他得出“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的结论。他把自私、趋利避害等看作整个伦理体系的基础，并且确认吃穿饮食这些基本需求包含了所有伦理原则，因此应顺其自然，不必勉强或强制。而真正礼就是人人认同，无拘束，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满足，所以这样的世界将太平安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无拘束地去追求他们想要的事物，每个人的幸福都会满足，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