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邃的自然之中，晚明社会展现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和享乐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文艺复兴相似，但其内涵却有着根本的差别。文艺复兴不仅关注尘世生活，还强调理性、科学以及知识对人类价值和能动性的重要性。而晚明社会，则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作为对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武器。
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及其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了物质生活丰富，也促进了奢侈享乐和越礼逾制之风。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员利用自身特权参与商业活动，最终导致了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危机。
王守仁提出的良知学试图重建封建道德规范，并从外在权威转向内化于自然情感。泰州学派进一步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认为人们会自觉地遵循自己的行为规则，而不是需要外部指令。这一思想为晚明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将人的主体能动性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李贽则以尖锐无比的手法批判当时社会，他认为人们追求的一切都是天然且合理，不应该受到人为限制。他认为真正的人伦物理是吃饭穿衣，没有更多复杂的情感或幻想干扰。他呼吁人们放弃过度追求金钱、名利，而是回到最基本的人类需求，从而实现一种完全自由而无拘束的人生状态。
然而，这种纵欲主义并非是一种正面的张扬，而是一个扭曲的人性的表现，它忽略了人生责任和对自身价值追求，导致了一种颓废生活方式。这不仅违背了人的社会属性，即使是在生物本能层面，也被文化所改造，使其具有特定的历史阶段烙印。弗洛姆曾说，“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产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明纨绔子弟眼中，他们似乎正在追逐一种假象中的快乐，却未意识到这一过程其实是在刻意逃避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这种逃避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消极且破坏性的影响，它缺乏建设性的力量，因此也缺乏长久存在的合理性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倡导后来的清初启蒙思想家们，对于如何构建更健康更均衡的人生观念，以及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公民身份，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后来中国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