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纵欲主义的反思：从自然之眼看万里长城下的个性张扬与人性扭曲
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辉煌背后，晚明社会虽然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但两者都强调了尘世中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然而，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对享乐主义的追求，它还崇尚理性、科学和知识，对人的价值和能动性的认可，以及对人类力量和伟大的赞美。这些正是晚明社会所未能理解或实现的。
晚明社会以赤裸裸的纵欲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抗衡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追求个人享乐视作生命目的，而忽略了责任感和自身价值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极端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以及个人主义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相矛盾，因为人是社会产物，其价值实现、个性发展及表现取决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环境。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质、情欲和忧虑都是文化产品”，而伯纳德则指出“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方面，本能即使不是正在消失，也是一个正在退化的事实”。因此，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性的异化，那么以纵欲为思想武器的晚明社会则是一种对人性的扭曲，而非张扬。此外，由于缺乏主体意识层面的自我审视，他们陷入了自我意识觉醒但没有达到真正自我认识的地步。
这种情况直接与当时的人口密度增加、高级农业技术发展以及商业经济萌芽等因素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权参与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一些官吏既有官职又有财富的情况。商品经济冲击导致统治阶层内部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同时也加剧了传统道德观念面临危机的一刻。
王守仁推崇良知学试图重建封建道德体系，并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的命题，以期通过内化自然情感来维持传统道德规范。但这实际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转向内醒，从而关注尘世中人的内心世界。
李贽更进一步，他激烈地批判了现存制度，将他的批判置于一种貌似与传统道德势不两立的地位。他认为人们对于好色、好货等趋向，是天然而非需要他人的教导。他得出结论虽大圣人亦不能无势利之心，并认为这是人类本性的合理表现，不应予以限制。李贽把私欲作为伦理基础之一，并发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伦理物理，最基本生活需求包含一切伦理，因此应该顺其自然，不必勉强或强制。而真正礼则人人认同，无拘束，即万全，没有束缚，完全自由。如果人人皆无拘束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情，每个人满意，国家就安定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