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的背景下，晚明社会展现出一种极端的纵欲主义，这种思想不仅没有提升人的精神层次，也没有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相比之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也强调个人自由和享乐，但它同时提倡理性、科学和知识的重要性，从而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刻和广阔的空间。
晚明纵欲主义以赤裸裸的人生追求为核心，将个体需求置于一切之上，而忽视了对社会责任感和自身价值追求的重视。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了享乐主义和物质至上的颓废生活方式，这与人的社会属性是相违背的。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其活动是实现价值、发展个性以及表现自我的根本途径。
弗洛姆认为“人的本性、情欲和忧虑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即使生物本能存在，它也是经过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影响后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明纵欲主义实际上是在对人性的另一种扭曲，而非张扬。
随着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开始兴起，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一变化使得官僚阶层更加关注自身利益，不再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是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取财富。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使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王守仁提出的“良知学”试图重新构建传统道德规范，但最终并未解决问题，只不过将心灵提高到主体地位，使整个社会转向内心世界，对尘世间人生的关注有了一定的提升。而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为后来的思想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即通过自然界来理解伦理道德。
李贽则进一步批判了传统道德规范，他认为人们对于好色、好货等趋势都是天然且普遍的事实，并认为这并不需要外部教导。他主张放松对人类本性的限制，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以达到真正的人类自由状态。但他的观点同样被批评为过分放纵，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于规则与秩序方面的问题，因此他也无法彻底改变晚明纨绔子弟们顽固的地位观念及他们对待生命态度。
总结来说，无论是王守仁还是李贽，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改革，但由于时代背景所限，以及他们自己思想上的局限，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当时习俗带来的束缚，最终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变革而未能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