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佛教是从清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间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几乎完全是继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设立僧录司，所有僧官都经礼部考选，吏部委任。各州府县僧官，则由各省布政司遴选，报送礼部受职。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无异(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一)。

寺庙僧尼数字

顺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内外擅造寺庙佛像，造寺须经过礼部允许。已有寺庙佛像亦不许私自拆毁。也不许私度僧尼。对于僧道，一律官给度牒。

康熙四年(1665)以来，对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规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数也有增加，一时难于查补给牒，因之从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给度牒制度。此项政令一直延续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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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处，小寺六千四百零九处;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处，小寺五万八千六百八十二处。僧众十一万零二百九十二人，尼众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庙共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二处，僧尼合计十一万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

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纸，并令师徒相传，不必再发。其后私度的人渐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废止给牒。至清末时，全国僧尼约有八十万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

起源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地区所传的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的第五世(1617—1682)建立关系。

世祖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应请入京，受清朝册封。世祖又好参禅，先召京师海会寺憨璞性聪(1610—1666)说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木陈道忞(1596—1674)等入京说法。

通琇茚溪行森和道忞的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相随入??，也各助传教。通琇后又入京，世祖命选僧一千五百人从他受戒，尊为玉林国师，以表示他对汉地佛教的推崇(《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卷下)。

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对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与禅僧往来，自号圆明居士，辑古德参禅语要，成《御选语录》十九卷，以禅门宗匠自居。又从章嘉国师参学。

清朝对于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设驻藏大臣，管理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地区寺庙和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