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名在西周初现，“何尊”铭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民”，《诗经·大雅》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查其语境，概指以河洛汇聚之地为中心的地区，是肇基于“西土”的周人对夏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的称呼。此乃“中国”原义。此“中国”一定是以对一个更广大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的普遍认同为前提的，大空间既定，才会有“中”，有“四方”。在西周，这个空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是“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的“禹迹”，大约与流传至今的《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范围相同。随着此空间范围内文化的交融整合和可以真正落实“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大政体的出现，原义的“中国”降格为“中原”，“中国”逐渐成为这一广大空间及其统治政体的简称，沿用至今。此“中国”为广义的“中国”。学界对“最初的中国”的探索，多用此广义，意在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偶然萍聚，是晚近“想象的共同体”，还是有最初的雏形，筚路蓝缕发展壮大而来。如果有，如何定义和认定?可以上溯到何时?

先秦文献中明确记载着三代前的“中国”：黄帝征伐四方造就英雄征战版的中国;尧“历象日月星辰”，“光被四表，协和万邦”，构建天文版的中国;禹划定九州，开辟地理版的中国。但上世纪二十年代，“古史辨”起而帝系崩，重建的担子落在新生的考古学肩上。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接受傅斯年梳理古史建立的“夷夏东西”框架，从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夏)和龙山文化(夷)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标志性特征，将当时主要的史古发现均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中，以考古发现呼应古史记载，其中隐含对黄河流域的偏重。

一九四九年以后，重要考古发现仍然集中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中原中心论”依然主流，描绘出史前黄河流域以其核心影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雏形的图景。但“周边”地区的重大发现持续震动学界，一九八一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强调各地区的平等和独立，如庖丁解牛，提刀四顾，将混沌一体的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史前文化整体发展分解为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但惜未言明失去黄河流域的强大维系力，各区何以成为一体。严文明随后以“重瓣花朵”模式整合“中原中心”和“区系类型”，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独占花心之正位，四方辐辏，终成主导，“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几乎同时，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指出约公元前四千年，各地区随着文化的发展，彼此密切联系起来，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淡化核心，强调互动，并明确提出：“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是对“最初的中国”最清晰，也最具考古操作性的表述。准此，可以将“最初的中国”的考古学定义表述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形成的、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化共同体。

丰富的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第四千纪，尤其是其后半叶，“最初的中国”已初步形成。

那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灿烂转折期，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大墓随葬品可达一百余件，象牙器精美而具特殊内涵。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随葬品可多至三百三十件，以玉、石器为主，包括八十八公斤的玉猪。江苏张家港东山村发现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陶、玉并重。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墓地等级差别明显。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盛极一时，辽宁建平牛河梁方圆五十平方公里的“圣地”内，聚集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唯玉为葬”。“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聚落数量和面积急剧增长，大型遗址面积超过一百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五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很明显，各地区已经涌现出可以支配大量人力和物力、创新意识形态、掌控宗教和世俗权力的社会上层和前无古人的领导者。

相隔一千余公里的凌家滩和牛河梁出土玉器高度相似，共有玉人、龟、箍形器(抽象的龟体)、玉龙、双联璧和鸟猪合体器等，是远距离交流的坚实证据。骨和象牙的箍形器在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溪文化大型墓葬中流行。大口缸是社会上层葬仪和祭礼中的盛储器，盛行于大汶口、崧泽、凌家滩和庙底沟大墓中。钺已经成为表明权力和身份的通用标志。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稀有珍贵原料饰品也广泛流行。

美国学者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精辟指出，表达身份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两种“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从物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大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表现身份和地位的绝佳形式，有效强化了社会上层的超凡英雄形象。

与普通文化交流不同，“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以社会上层在各地闪亮登场为背景，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各种特殊物品蕴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也最神秘的知识。“礼尚往来”之际，各地区逐渐开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形成区别于周边地区的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文化共同体。如张光直所言：“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故可以名之为“最初的中国”。

庙底沟风格彩陶在当时广泛传播，几成时尚，有学者因此坚持庙底沟文化促进各地社会发展和一体化的领导地位。这一可以被称为“彩陶中国”的观念颇可商榷：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各种文化元素之一而非全部，其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易模仿，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归功于庙底沟的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没有证据表明某一个超级地区在“最初的中国”形成过程中曾引领群雄。

事实上，各地新兴社会上层在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维持统治方面各显神通。凌家滩和红山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而红山社会更加超凡，独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隔绝世俗的仪式活动中心。大汶口文化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和饰品等为主，缺乏具宗教内涵的玉器;崧泽文化与之相似。大溪文化大墓随葬品则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为主。庙底沟社会高等级墓规模庞大，随葬品数量很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交流再热烈，头脑都是清醒的，大家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坚持着更适合本地传统的社会发展道路。

各地区踊跃参与交流的朝气蓬勃的领导者们是否已经认识到“最初的中国”的存在?

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巴拿马酋邦社会的研究中描述了对社会上层非常重要的两种亲身旅行：通过各种手段与超自然沟通的垂直旅行和通过远距离交流网与其他地区社会上层沟通的水平旅行。中国史前社会上层很可能采取了亲身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最神秘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长途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也是必需的英雄经历，是提高威望的最佳方式。

我们应该充分相信这些可以主持牛河梁大型祭祀中心、拥有数百件精美玉器和建筑五百平方米大型建筑的领导者们的能力和才智，相信他们会以某种方式记录沿途山川、物产和人文，形成类似《山海经》那样的记录，成为他们英雄旅程的见证。可以想象，庙底沟社会的远行者回到西坡那样的中心聚落，在宽阔的大会堂内，熊熊灶火前，向众人徐徐展开他的传奇旅行长卷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我们相信，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录，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会积累关于可以交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了对相应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心理范围的某种认同。各地区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的政体(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政体已经存在)，围绕着共同的“花心”，但至少已经认识到彼此共同拥有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精华的“世界”或者“天下”。也就是说，周人提到“中国”时胸怀的那个“天下”的地理和文化范围，很可能在史前时代已经成为各地社会上层的共识，并被作为新的高级知识传之子孙，内容不断丰富。

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对广义的“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后，“最初的中国”和各地区对她的共识应同步形成。

“理想的中国”同样是极具启示性的概念。“最初的中国”初成期，没有考古证据表明已经有胸怀天下的领导者将这样一个广大的地理和人文空间构想为一个整体，心存建立更高级政体的理想，更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人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苏秉琦认为，这样宏大理想的形成和实践发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

发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豪言壮语的周人已经心怀这个理想并以分封制等和行政策略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禹的传说在西周相当盛行。正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言，西周初期就已形成了今本《尚书·禹贡》的基本内容。这部著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迹”所到之处，足下生辉，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遍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甲骨文中未见“禹”字和九州等与禹的功业相关的内容，但《诗·商颂》中有“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等内容。禹的神话很可能在以中原为核心统治区的商代即已经出现。考古资料和甲骨文均表明，占据中原的商人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非常密切，从四方获取铜、锡和铅等青铜器铸造原料，也获取玉料、大龟、海贝、象牙等珍稀材料。这些物品有些是四方以“内”“入”等形式贡献而来，有些则是“取”得，“取”的方式当然包括武力。同时，商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商式青铜礼器在周边各地屡有发现。很明显，与周人一样，商人在构思和治理自己的王朝时，无疑也是胸怀“天下”的，有宏大的理想地理蓝图，在此蓝图中，商人居于超强的核心地位，四方“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其实，如果禹的神话在商代已经形成，出现时间可能早于商的话，夏人自己应该是这一神话最可能的创作者。但在未见夏代文字、文献形成于后代，不能排除后人附会的情况下，对于考古学来说，大禹神话为夏人自创只能是推想。

考古资料可以确证的是，商代之前的文化和中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占据中原河洛汇聚之地，地望正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中心地区，碳十四年代约相当于依据文献记载推算出的夏代后期。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与东方、西北方和南方文化相似的玉器。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在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发现包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二里头文化同样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许宏：《最初的中国》)。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至燕山南北，南及长江流域，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玉璋向南传播至南阳盆地，再南下到达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再向南，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种强势的大范围传播，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推广和接受，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联系。

高居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显然同样胸怀天下，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各个文化区的一体化。在此情势下，二里头的王者是否心怀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梦想，主动以创作神话的方式，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呢?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难以提供确证，但也明确提示，他们是具备实施这种主观努力的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的。

继续上溯，年代约为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年的陶寺文化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占据中原、实力超群、联系四方的格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三百万平方米，地望正是文献记载中尧的活动中心区。陶寺的陶豆酷似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陶罐形斝极具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风格;玉琮源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鳄鱼皮制作的“鼉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琮、俎刀、鼉鼓等仪式用品，很明显，这些领导者们无疑也是胸怀四方的，并以展示获得四方物品的能力为提高地位的重要策略，这种胸怀和策略为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至少从理念上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对于严谨的考古学家来说，是否有夏，尚且存疑，是否有尧，更似乎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但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清楚展示，在“疑似”夏代后期的二里头文化之前数百年，已经在中原地区出现了实力超强且胸怀天下的领导者。他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约一千年的“最初的中国”的自然和文化地理范围的认知和构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可以建造三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结构复杂的天文观测设施、可以汇纳四方物品和知识的先贤的胸襟和智慧，他们或许可以通过实施精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协和万邦”。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可能是与“地理版”的《禹贡》神话功能相同的、“天文版”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构筑“理想的中国”的宣传方案甚至实际努力。

如果说中国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话，考古学的证据和推想表明，这一“想象”的基础——“最初的中国”大致在距今五千五百年前后已经“自在”并成为“共识”。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宏大的“想象”就已经开始。那是中国文明奠基的灿烂时刻，虽然考古论证仅如管中窥豹，仍会令人思之怦然而心动。

关于“最初的中国”之意义，张光直热情地表述为“开启了一个持续千年的有力的程序”。这一文化共同体形成后，各地区的发展便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后，红山文化的戛然而止，大汶口文化的稳健发展，良渚文化的辉煌和解体，西北彩陶文化的繁荣，中原的动荡整合，陶寺文化的兴起，河南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诸城林立，盘踞江汉的石家河文化和中原的交锋，陕北石峁大城的石破天惊，等等，这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只有放在“最初的中国”区域互动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清晰的解读。

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内强大中心形成，交流模式从平等互惠向中心辐射和四方仰慕转变的划时代变革。王朝初兴迸发出的创造力固然不容忽视，但其很多重要特性，大至理想蓝图和权力表达方式，小至绿松石镶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龙山等文化中找到“榜样”;周边强邻的压力更应是其强势崛起的重要动因;王朝形成后的强大影响力，也只有在一个更大的“最初的中国”的范围内才能被深入理解。与其说二里头的勃兴是“禹生于石”那样的“断裂”式腾空出世，不如将其看作“伯禹腹鲧”，是“最初的中国”各成员地区激荡碰撞、风云际会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也许不是在疆域内最早的符合或接近西方标准的国家级政体的出现，而是“最初的中国”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摘自：《读书》2016年7期 作者：李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