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文化深厚的沉淀，体现在了中国人的“武侠癖”。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流行，也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强大。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钟爱武侠，就需要从江湖文化出发。没有江湖化，便不会有对武侠的崇拜。
有人认为，武侠是中国文化中的英雄形象，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真正的英雄如孙武、吴起等，他们依靠俸禄维持生活，而不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利益。这反映了他们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并且遵守正式规则，这与江湖和非江湖之间的界限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枭雄如宋江、晁盖等，他们不接受官方补贴，不依赖朝廷提供粮食，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资源。这也是一种重要特点，是第二个要点，它说明他们靠的是抢夺，而不是劳动。
文学传统中，将前者归类为英雄故事，后者归类为豪侠故事，每种类型都有其特定的流派和受众。英雄们不打家劫舍，而豪侠则离不了这样的行为。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其实只是说明枭雄和英雄之间存在转换可能，并无绝对界限。当枭雄放弃打家劫舍，选择皈依合法正统或创立新的规则时，他就可以自称为王侯，即使得到了正统权力，他也不再需要打家劫舍。
还有些人认为，“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那些掌握枪杆子的领导。但这并不是完全正确。虽然秦始皇、成吉思汗这些领袖也是强势人物，但他们与武侠无关，他们建立的是制度而不是作为体制外的人物活动。在儒教正统体系中，最大的偶像是忠义之士，而在江湖体系中，最大的偶像是武侠。
儒教传下的理想是以忠义为核心，同时讲究三纲五常和五伦八德。而在明清以后，这些理念逐渐演变，只剩下了“ 武”、“义”两字——即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一名合格的江湖人物必须具备的一套技能。而现代社会里，一些混沌无序的人群被视作最接近古代文人的状态，他们穿梭于社会边缘，与高贵文明世界隔绝开来。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只有中国人才会如此热衷于《射雕》、《笑傲江湖》这样的小说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小说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符号系统，它既包含了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个人尊严的心态，也包括了一种对于社会秩序失衡感到迷茫的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射雕》、《笑傲江呼》的流行直接反映了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人们对于权力游戏以及如何生存在一个不断变化着规则环境中的探索欲望。
当然，有一些作者并非只写泛滥俗艳的小说，有很多高超先生能将文字带入思想的大师层次。此乃玩笑语，其中华罗庚曾评价过金庸的小说，说它们像是成人童话背后蕴含着深刻道理。他指出的《鹿鼎记》，就展现了一个关于制度危机及现代性的思考，那是一个关于古典性终结、现代性空虚及国家颂歌般充满野心与野兽本能的地方。此书通过主角韦小宝，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流氓到天地会香主，再到康熙帝身边的人物，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时代复杂多变的情景，以及人们为了生存所做出的各种选择及其结果。
最后，《鹿鼎记》揭示了一件事情：即便是在极度混乱的时候，人们仍然寻找着一种让自己感觉安全、稳定以及被认可的手段。这一点，或许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们能够找到共鸣于金庸小说中那份复杂而又真实的情感表达。而这种情感，无疑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的一部分，为我们的民族增添了一份独有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