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张僧繇的画能最广泛地受到各方面、各阶层的赞赏，使他的画成为一种时代文化的表率得到广泛的认可，是不足为奇的。

其中所传达的审美判断，正是时代审美特征在绘画上的具体表述，不应当轻率地将它们视为无稽之谈。张僧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绘画体系完善的时代，也是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时代，人们要以民族本土的艺术精神去接受和改造外来的艺术样式，要进一步发展民族绘画，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大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完成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艺术创作使命。

张僧繇正是在这两方而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代表，他继承了顾恺之所提出的“传神论”，他把“阿堵传神”的具体理论用在了一切绘画形象的创造中。

如果说顾恺之在强调“阿堵传神”时还主要局限于人物神态的表达上，而张僧繇则把这一特定的理论发展到了对艺术形象的创造上，对于一种民族文化中“人心营构之象”的龙，他也能通过生动而高超的描绘，使之产生了生命，使之能在“画龙点睛”之后“破壁而飞”。

另一方面，张僧繇在吸收外来佛画或改造外来佛画上也作出了较大的成就。根据画史记载，张僧繇是一个极其勤奋的画家，他对待绘画创作达到了昼夜不息、手不释笔的地步。他又有高超的绘画技巧与状物传神的能力，梁武帝曾派遣他为请王子画像，其画能使梁武帝“览之若面”而慰其思子之心。著名美术史家张彦远也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此，他在接受改造外来佛画时能大胆落笔一采用新法。

他曾在南京一乘寺，用外来佛画的画法绘出有立体效果的所谓“凹凸花”，使观看的人能从远处看有凹凸起伏的感觉，而“近视即平”，让当时的善男信女们感到惊异新奇。他还敢将孔子像与佛像并列着画到天皇寺内，让中国圣贤进入佛门圣地，满足了民族心理对外来文化认同的平衡。同时，他在形象的创造中广为接受佛画题材，古今人物、山川草木、神灵怪异、外方风物等等，他都能绘声绘色，创造出各种新奇画面。在用笔上，张僧繇坚持中国画的传统，将中国书法中的各种用笔借用到绘画创作之中。

如果说顾消之在创造“描”法时有意识地摈弃了书法中的笔法，那么，张僧繇在发展“描”法的同时则有意识地吸取了书法中的笔法。

西晋时期，中国出了个有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她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曾写过一篇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笔阵图》，其中分析了书法中不同的笔法。张僧繇在绘画创作中仔细研究了这部著作，点、曳、斫、拂等笔法，均依卫夫人《笔阵图》的要求，一点一画，别是一巧。这样，又使得新奇的形象能在有民族特色的技巧之中获得更广泛的认同。由于他有了这些成就，故而他的画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赏。

张僧繇所处之世，正是佛教广为流传并逐渐完成中国化历程的关键时期，官导民倡，使得佛教宗派林立，梁武帝又崇佛成癖，他修饰佛寺，多命张僧繇主持。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张僧繇的画能最广泛地受到各方面、各阶层的赞赏，使他的画成为一种时代文化的表率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不足为奇的。由于时代远久，可确指为张僧繇所作的传世作品已不复存在了，流传于日本的一幅宋代人摹本《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有不少学者认为其原本可能取自于张僧繇的佛画范本。

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古代石窟壁画中，那些来自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典型形象，都隐藏着张僧溢的绘画影子，受到了他的影响，他所绘制的佛画中，宫女面短而艳，为天人相，武士须发如神，这类典型形象在许多唐代壁画中仍是最主要的形象之一。

后人把张僧繇也尊为“画家四祖”之一，所谓画家四祖，是指东晋时期的著名画家顾恺之与他的学生陆探微，南朝画家张僧繇及唐代画家吴道子。在四祖中，张僧繇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历代文献中，著录了他所画的23处寺庙壁画遗迹，也记载了他那日稀的传世画著及与日俱增的深远影响。唐代最著名的雕塑家杨惠之与画圣吴道子，都直接继承了他的风格。唐代有歌谣；“道子画，惠之塑，传得僧砾神笔路”中肯地道出了这一点。

张僧繇以他那画龙点睛的神笔，永远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册中占据着光荣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