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生机蓬勃的和谐社会。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盛世”下，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和商业扩展渐渐引致一个游民社会诞生。帝国的城镇到处是四处游荡的陌生人，他们纷纷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一个“江湖”由此成形。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皇帝接到了一份奏折。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请，他要亲自赴新近发生的民变。之前，闽浙总督已经调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率三千人马渡海平乱。此时，乾隆已经平定大小金川、准噶尔和回部等内乱，这位皇帝正处于一个帝王所能达到的“顶峰”，对小小的叛乱，他颇不以为然，“岂有两提督往办一匪类之理！若不诚是巧诈，若诚是至愚！”因此，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未同闽浙总督咨商，便命令闵安协副将徐鼎士率兵度台，这种“越制”行为受到乾隆严厉斥训。
然而，他未曾想到，水陆两路提督同时抵台平乱竟然持续经年，最终，他不得不调陕甘总督福康安以“钦差协办大学士”身份统领湖广、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号称十万大军登台作战。这场耗费了一千万两白银军饷的大战争方告终结。
只是，在平乱过程中，不料官员们从被擒获的民变首领杨振国、林爽文和庄大田等人的供状里，对天地会这个秘密社会突然有了发现——如此这般的一镀金时代居然存在着这样一股不可思议的情绪波动！
案情初现
林爽文事变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的十一月，其后副元帅杨振国十二月便被俘获。他交待让天地会浮出水面。“听得严烟说及天地会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一个起出来。”(《天地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官员们不敢怠慢，将其上报，从而拉开了全国范围内持续数年的追捕天地会行动。
此时离满清刚刚入主中原那些血腥日子已经远了，有着钟情汉族文化并非凭借武力征服赢得合法性的满族统治者认为自身合法性早已毫无异议，但对于任何反对声音或谋叛力量仍然极为敏感。在1768年，他们处理了发轫于江南妖术大恐慌事件二十年前的庞大帝国与社会生活曾因剪辫风波搅得混沌。而对于盛行于民间异性结拜习俗，以及汉族文化中的这种习俗，他们更是一直严加防范。
随着时间推移，一连串新的线索浮出了水面。一名新取代闽粤总管职务的人物孙士毅，在1790年的正月向朝廷报告，说他拿到了许阿协、赖阿思以及林阿俊等人的供词，其中包括他们与其他高层成员之间联系，并指向更深层次的事实：这些人都属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分支，而且他们都遵循相同的一套暗号和信号，以维持这一庞大的网络结构。这一切似乎揭示出一种复杂而隐蔽的情境，其中隐藏着许多未知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改变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理解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这些证据提供了关于如何有效管理这个国家及其资源的问题，也揭示了当时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控制流动人口来减少潜在威胁。此外，它还展示了一种共通语言，即一种能够跨越地域边界并连接不同群体的声音，这种语言虽然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但它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目的，并展示了人类精神可以通过困难情况获得新的形式，即使是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也能找到希望与支持的地方。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看到为什么人们可能选择加入这样的组织，以及为什么它们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不仅仅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逃避贫困的手段，而且还有作为一种社区、一种安全感、一种认同感以及一种传递信息的手段。这都是很复杂的事情，它需要我们去思考什么才真正构成了权力的核心，以及我们是否应该担心某些力量超越我们的掌控范围，以至于成为潜在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