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胆推断，爆发于1936-1937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荒，仅是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
1936年四川靖化县长每天断人吃人惨案被吓疯，他每天都在断“人吃人”的惨案，当这些惨不忍睹、悖逆人伦的桩桩血案，最终竟演变为生活常态时，在一个阴风怒号的凄厉夜晚，饱读诗书、倾心教化的于竹君终于精神崩溃了！
地里的玉米烧成一片大火
造成这人间惨剧的元凶，是从1930年起开始蔓延、至1936年进入的川甘大饥荒。仅就四川地区而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约3700余万。
有人说，1927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日军侵华这十年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真实的情况却与“黄金十年”的美誉截然相反。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更有胆推断，时代，累计饿死的人口突破两亿大关！而爆发于1936-1937年，导致3700万人受灾的川甘大饥荒，仅是灾荒岁月的一个凄惨片段而已。
1936年，四川旱灾进入，土地龟裂，沟渠干涸，炎炎烈日下，连耐旱的玉米也叶卷黄枯，甚至发生自燃，烧成一片大火。这场大旱灾历时10月之久，别说粮食，连萝卜、南瓜、红薯等蔬菜杂粮也因长期亢旱缺水而无法生长。四川境内多数府县的粮食收成均在四成以下，重灾区大都不及一二成，甚至颗粒无收，本是鱼米之乡的四川膏腴之土，竟成为一片赤地！
只为多活十天抢吃观音土
粮食吃光了，人就吃秕谷，甚至和牛马一起吃糟糠。当这些已算不得食物的果腹之物也吃光咽尽时，人们就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充干瘪的肚皮，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不少人误食毒野菜，腹泻肠漏乃至鼻喷黑血，依然咀嚼不停。比如一种叫“老鸦蒜”的剧毒植物，哪怕用清水冲洗十次，也毒性不减，人吃后头晕目眩。但饿疯了的人们却采挖不止，明知有毒，仍趋之若鹜。
当毒草都被拔尽吃光时，人们开始瞄上了据说“数量管够”的白善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观音土。土是不能吃的，但饿得没招，土也得吃！为了糊弄自己的视觉，不少人将这白善泥磨成粉，掺和点树皮野草囫囵吞下，肚子是填饱了，却屙不出屎来，活活腹胀憋死！当时有种说法，吃白善泥，最多能挺十天，十天后必死，但不吃白善泥，今天就死！换言之，吃白善泥，意味能“缓死”十天，十天后，则暴毙而亡！
然而，就是这令人致死的白善泥，居然也被饥民哄抢。四川荣昌、岳池等县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出了人命。涪陵县第三区百姓挖取白善泥，竟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掏空，导致山石崩坍，50多名挖土的饥民被滚落的岩石砸中，当场一命呜呼。而未死的同伴和后继者对此竟熟视无睹，继续在血肉模糊的死者身旁挖泥吃泥。有人吃得太多太猛，突然两眼一翻，一头栽倒。
某专员还发明了所谓的“白泥吃法”，并郑重其事地函告各地属下广为宣传。其方法之一是将这种“全未含有营养质料”的白泥和粮食搭配而吃，“粮食须占六七成，其害较少”；一是在食后“须用谷草节或地黄瓜根，熬水服吃，助其消化”。这一吃法令人啼笑皆非，真有粮食，谁会吃泥？
饿疯了的灾民已饥不择食了。有人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蜂拥而上，双手疯狂地刨挖浸满酒浆的土泥，往嘴里填，往肚里咽，结果纷纷醉死，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那时的饥民行走路上，形同鬼魅，见饥民的震惊场景：(他们)衣衫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当时形容这些枯槁饥民有一专用词汇：鹄面鸠形。
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
当饥饿压倒一切之时，人伦廉耻已被只为肚子而活的饥民抛之脑后。他们饥饿的眼睛盯上了自己的同类，开始自相残杀！ 四川各地骇人听闻的吃人消息充斥报纸版面：“巴中曹明国饿极烹死尸”、“剑阁饥民炊食匪人臂”……
有个叫石懋修的人和父亲结伴走路，往返不过20多华里，却接连看到12个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来时有的人还在蹒跚前行，他回来时就成了“路倒”。最令他恐惧的是，这些刚刚咽气人的大腿、臀部被割得血淋淋的。
吃死人肉已惨不忍睹，后来发展到时兴吃“活人肉”了！据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的一则惊悚消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人相食”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恐怖地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最后，竟突破了古代“易子而食”的底线，骨肉相残。
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读了半辈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入夜，风嚎似鬼，惨月当头，他精神失常了。
于竹君精神错乱后，觉得鲁迅写《狂人日记》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做。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还引经据典地挥洒一文，为吃人者辩护，声称“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所以，食人者不犯杀人罪，应正名为“正当防卫”。
人均灾款四分钱
直面成千上万的受灾百姓，惨对“人相食”的恐怖血腥，当时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据当时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筹借了141万元赈济款，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余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人均不到四分钱！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这四分赈济款，跟没给一样。实际上，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
赈灾人员出发前，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向发赈人员下跪，痛哭失声。他哭求赈灾官员看在千百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发发慈悲，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但在那个“赈灾如致富”的黑暗年代，他纵然一片赤诚，又能打动几人良心？
对这种烂到根的官场，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清清楚楚，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油，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元！因此，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以个人之力援助周边灾民，也不愿与官府合作。
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被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主持川省赈务，却被尹昌龄屡屡严词回拒！尹昌龄认为，川省之灾实为“人灾”，而非“天灾”，“终是人灾一日不去，赈务一日难言”，故辞而不受。
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名的“慈惠堂”，有屋千间，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平时吃饭，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尹昌龄去世时，上万人为他送葬。尹昌龄毕其一生精力为百姓谋福利，赈济老弱孤贫，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府合作，即便被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他也不回信，不理睬，每逢通知开会即借故请假，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灾民抢粮几十挺机枪横扫
烈日炎炎，千里精赤，上无赈济下无活路，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抢粮为生存而战。
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大户”，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及米商的车辆。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根本不敢靠岸，然而灾民不管河水深浅，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溺死无数。
因饥荒蔓延，盗匪横行。四川长寿县不少打家劫舍的饥民被官府逮捕后，“自供不讳，且自愿入狱”，因为这样就可以“坐食囚粮”，而免去饥馁之苦了。
一饥民为匪被捕，官问他为匪之由，答谓：“不必多说，请于我死后，剖腹一见，一切自可明白。”殆如言视之，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消化之杂草！
大批难民拥入重庆，成千上万的人饿死街头。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灾民尸体，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
至最后，饥民们开始集体抢劫政府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西南评论》有一篇文章《饥饿压迫下的四川》，登载绵阳、剑阁等地出现“教匪”，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他们托儿挈女，喝下草纸灰烧的“符水”，高吼“刀枪不入”，冲击县城、砸烂政府，拼死拼活要抢粮，被军队开枪打得尸横满街！
当时还传闻：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其麾下官兵迅速包围操场，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以“者格杀勿论”之由，把一千多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二刘争川大战之后有大灾
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祖籍四川成都，后定居辽宁。1936年川甘大饥荒时，雷观明七岁，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
雷观明认为，四川大灾的内因很复杂，有天灾，更有人祸！“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川北、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水旱灾害、地震瘟疫，连绵不绝。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田颂尧、杨森等等，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尤其是‘二刘之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军阀混战，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 ”
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饥荒熬到1937年下半年，天降久违的大雨，灾情才逐步缓解。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立了一块碑，碑文写道：“荒年之树——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